7月30日，人民银行召开了2021年下半年工作会议。根据会议内容，下半年人行的重点任务，包括推动出台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　　这表明，在经历了将近5年的调研起草之后，《办法》终于要正式推出了。

　　此前，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与《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联手限制了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合作发放联合贷的模式。

　　包括其后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》的下发，虽然意味着互联网平台彻底退出联合贷，但当时业界认为，至少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确认了“助贷”的合法性——所以助贷是可以放心做的。

　　确实，从那之后，主要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都转型做“纯助贷”了——贷款由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来发放，互联网平台只做导流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“助贷模式”本身的政策风险也开始被屡屡提及，行业开始担心，即便是助贷模式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毕竟，所谓的“纯助贷”、“纯导流”，其实包括获客、运营、风控、贷后，可以说涵盖了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全链条。

　　现在，随着《办法》的落地，这种担心即将成为现实。以目前助贷业务涉及到的数据和模型，势必会因《办法》的推出受到极大的影响。

　　目前的助贷模式肯定要做出调整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，如果真“一刀切”的话，影响的恐怕不仅仅是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们，整个互联网信贷业务都可能会受到冲击。

　　从严管理在达到监管目标的同时，也要重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数据问题是核心问题

　　站在监管的立场，目标也很清楚，就是要把资金流和信息流都监管起来。

　　所以，如果说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将互联网贷款拉回到持牌金融机构体系内，从而实现了对资金流的监管的话，那么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》，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持牌的征信机构，将信息流监管起来。

　　而在互联网时代，所谓信息流其实就是数据流，要通过对数据的管理达到对信息的监管。

　　在信息采集方面，根据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，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、基因、指纹、血型、疾病和病史信息，也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、存款、有价证券、商业保险、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。

　　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，征信业务进入数字化时代，仅仅靠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的这些规定，已经不能很好的监管信息流。这就是为何要出台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》，——征信业务的规则、征信的边界、信用信息的使用都需要重新界定。

　　根据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信用信息是指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，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。包括但不限于：个人和企业的身份、地址、交通、通信、债务、财产、支付、消费、生产经营、履行法定义务等信息，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形成的分析、评价类信息。

　　在这里，征信信息的范围扩大了，而且只要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，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的就属于征信行为。很明显，互联网平台的助贷业务中包含了征信行为。

　　但征信只能由持牌征信机构做，其他机构不能做。监管就是想在金融机构、征信机构、导流平台之间明确界限，这点在最近传出的“断直连”上表现的很明显。

　　人行征信管理局要求，互联网平台在与金融机构展开引流、助贷、联合贷业务时，不得以申请信息、身份信息、基础信息、个人画像评分信息等名义，向金融机构提供个人主动提交的信息、平台内产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。

　　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“断直连”。

　　助贷平台的数据必须先给到合作的征信机构，不能直接给金融机构。而且，平台还需要说明信息的来源、谁处理信息，怎样处理的信息。

　　根据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的，应当对信息提供者的业务合法性、信息来源、信息质量、信息安全、信息主体授权等进行审核，保障采集信用信息的合法、准确和可持续。

　　此外，征信管理局还要求，平台机构要重新修改完善个人征信业务整改报告，并且增加整改后“平台—征信机构—金融机构”的业务合作流程图及文字说明，同时对各业务环节的信息采集、加工、处理主体、信息流和资金流流向等做出详细描述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平台做助贷的时候，不但要选择一家征信机构合作，而且还要接受征信机构的审核，说明数据来源、数据加工、数据处理，确保提供给征信机构的数据合法、合规。

　　征信数据不能在互联网平台和银行之间直接流通了。

　　应该为助贷留下激励空间

　　其实，即使没有“断直连”，在助贷业务中，平台也不愿意将数据直接给到银行，都是能少给的就尽量少给。

　　以腾讯微加的信用卡导流为例，某家银行与腾讯合作为信用卡导流，用户在微信信息流中看到广告，填了简单个人信息提交申请需求后，该行的客户经理会联系到申请客户，但申请能不能通过，要看腾讯微加的审核，双方都要等腾讯微加的审核结果，如果通过了就可以往下开卡，如果没通过，客户经理也没办法。

　　可以看出来，在这个导流中，腾讯微加给到银行的，应该仅仅是一个个人风险评分，而其他更详细的申请数据、场景数据、行为数据根本就不可能给到银行。

　　在助贷上，只能由互联网平台来主导合作规则。金融机构要么想要数据要不来，要么即使要来了，自己也没有很强的处理能力。

　　所以，在数据上，互联网平台和银行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中，现在随着“断直连”的要求，随着《办法》的落地，互联网平台之前不愿意给金融机构的数据，以后要给征信机构。

　　而在征信彻底回归征信机构以后，平台将变为征信信息的提供者，只要是助贷业务中用到的数据，都要提交给征信机构，包括贷款申请者提交的个人信息、平台内产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。

　　银行则需要通过征信机构来获取申请用户的征信报告，然后自己再做审批。

　　其实这里体现了监管一直以来强调的一个问题——银行要独立做风控。在之前的助贷模式下，流量在平台那、数据在平台那，平台相当于既做了征信又做了风控，金融机构要么没有动力与能力去进行独立风控，要么想做也没有数据。

　　现在通过“平台——征信机构——金融机构”这样一个信息流的链条，“逼着”银行自己独立风控。

　　但这样的话，站在平台的角度，流量与数据本来是最大的优势，在“平台——征信机构——金融机构”下的助贷模式，不得不将助贷涉及的数据交给征信机构。一个是现有的业务要做合规，另外肯定要根据自身情况，调整接下来新业务的模式。

　　对于有场景的互联网平台，有大量的平台内生信息，在现有规则下，这些信息只要不用于助贷就不用提交，如果用于助贷就要提交给征信机构。如果平台不想将太多的底层数据和模型交出去的话，那么其助贷的动力就会下降。因为还有其他业务，长远来看，金融科技业务板块或许会被“降级”，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发生。

　　再就是一些主要靠从外部获取信息的金融科技平台，他们受到的冲击比有场景的互联网平台要大得多。

　　有些金融科技平台，退出P2P、退出联合贷之后，开始转型做“纯助贷”——只为金融机构导流。但这个导流并不是推荐一个有贷款需求的客户那么简单。这些金融科技公司深耕互联网金融多年，在底层数据、算法、算力、模型方面都有很深的积累，给金融机构的“导流”实际上涵盖了获客、转化、风控再到贷后管理。

　　现在头部的金融科技平台每年都要花几个亿，甚至超过十个亿的广告费用，去从外部平台购买流量，然后培育自己的产品和系统，再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。如果要把助贷的所有数据和模型都报给征信机构，那么这些平台是否还会每年花数亿的资金去购买流量？

　　当然，除了《办法》的要求，平台做助贷的积极性还取决于利润。但是在整体利率要压降到24％以内的监管趋势之下，留给助贷平台的利润空间已经不大。

　　在数字化时代，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客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，尤其是对众多没有自己流量的中小银行来说，获客上尤其依赖于与第三方，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合作。虽然银行一直希望，在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导流合作中，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但如果互联网助贷的空间被压缩的太大，银行等金融机构未必就能如愿以偿的既得到流量又得到数据。

　　因此，在互联网平台、征信机构、金融机构之间，明确界限做好规范是必须的，但留下激励的空间也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