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-经济范式迁移是后发经济体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窗口，当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化革命，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。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遇？产业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抓手。

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技术及市场需求的驱动下，产业互联网发展动力充足、发展前景明朗，但是，通往未来的道路略显模糊，众多参与者正在摸索前行。

大致来看，目前存在这样两条探索路径：

一条是德国和美国率先提出并实践的B2B2C的道路，即以生产为核心，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，向外扩展到整个产业体系；

另一条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提出C2B2B的道路，即从2C端出发，从连接消费者到连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厂商，从连接消费场景下的人到连接工作场景下的人，从而把数字连接扩展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。

无论哪一种方式，都必然重构现有的产业链、创造新的产业逻辑。

至于哪一种道路更有可能实现，业界有很多的讨论甚至争论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探索。在我们看来，与其执拗于不同路径之争，莫如把问题交给市场，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，走出适合自己的升级之路。

站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总体的高度，将产业互联网置于范式变迁的视角下来观察，或许有助于实践探索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。

高质量发展开启

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，连续跨越了贫困陷阱，2019年达到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。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，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

学界的共识是，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发展，就是要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，而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。历史上有许多国家或者经济体，在整体度过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，经济的增长失去动力，持续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数十年。

中国经济的体量，已经是全球第一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1/3的动能。这样一个经济体，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当然不是好消息，对中国自己的发展、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。这也是近些年来，所有有志的学者念兹在兹，不断研究，想要解决的关键所在。

药方大家有共识，就是创新：把经济发展由更多地依靠土地、劳动力等基础要素的投入，转移到依靠创新上来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少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，其成功经验，即是创新。

以日韩为例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，晶体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兴起。在这一新兴产业，日本企业学习和利用了发端于美国的技术，把物美价廉的消费电子产品带给了全球消费者，由此开启了日本消费电子产业走向世界之门。日本许多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企业，如索尼、松下、三洋、先锋等，都发迹于消费电子产业。

韩国企业的兴起，最早也是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开始的，但韩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，则是建立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上。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发展了从模仿到创新的产业学习模式，整个产业界对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研发。到21世纪初期，韩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开始有全球影响力，内存、液晶显示设备、无线通讯产品在世界市场都具有领先地位。

可以说，日韩均是抓住在发达国家发端的新兴产业，努力学习，开发新的产品品类、开拓新的行业，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得的经验、技术、管理方式等反过来运用于已有的产业，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型升级。

日韩的转型升级以“雁行模式”，外溢到东亚其他国家，促进了“亚洲四小龙”的产业升级，于是出现一个加起来2亿人口的社会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东亚奇迹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升级、产业转型的事件，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，也不可小觑。

范式变迁

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交织在一起，形成技术-经济范式的变革。

技术-经济范式包括一系列相互依存的技术、产业组织、商业模式以及管理创新，这些彼此关联的因素相互影响、反馈循环、持续演进。英国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（SPRU）根据创新对社会的影响程度，依次将其划分为渐进创新、重大创新、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-经济范式的迁移。

所谓“技术-经济范式的迁移”，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，相互关联的“技术族群”出现大规模创新，并在各产业渗透，其影响可扩展到经济的方方面面，并最终改变社会-制度结构，完成新的产业革命。

在人类产业发展的历史上，此前由技术-经济范式迁移引发的产业革命有三次：机械化革命、电气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。每次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，但其影响所及，远不止是技术系统的变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技术系统的支持下，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，会向新的产业范式转轨。

新的技术应用、新的生产关系慢慢孕育、成型，并大规模地扩散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，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生产方式、新的产业结构、新的商业形态、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新的社会生活形态。